《纽约时报》2002年12月17日，柯南 译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景象：科学家你追我赶冲向某个其他人认为是越轨行为的目标。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许多年前，这样的竞赛似乎是荒谬的。但是现在，三个不同的团体声称他们的克隆人正在制造中。
意大利生殖专家Severino Antinori说，他（制造的）克隆人将会首先出生。Antinori医生——1994年因为把受精卵植入一位62岁妇女的子宫并让她怀孕而闻名——说，在一个保密的国家克隆人胚胎正在发育。他说，这个克隆人是个男孩，明年1月的早些时候将会出生。
肯塔基的Panayiotis Michael Zavos曾经与Antinori医生合作过，现在却是他的劲敌。他说他不相信Antinori医生，无论如何他的方法更好。胚胎学家Zavos医生说，他采集了7位希望被克隆的人的细胞，在1月份的前两个星期他将把细胞核植入已经去除细胞核的人类卵子。与他的对手不同，他允诺提供DNA证据证明用这种方式诞生的的婴儿都是他/她的父/母精确的遗传复制品。
雷利安运动（Raelians）也为这场竞赛增添了一个花絮。雷利安运动是一个邪教，认为第一个人是被25000年前的外星人克隆的，他们把人类克隆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根据他们的首席科学家Brigitte Boisselier说，雷利安运动有5个克隆人胎儿，这个月的月底第一个克隆人就会出生。
这些主张当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我们是否敢迈出这一步。因此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今天这个棘手的问题的第一步开始于一代人之前，那时候科学家发展出了试管婴儿技术。反对者警告说，试管婴儿技术将导致克隆——如果没有让卵子在皮氏培养皿里受精和把它们培育到能植入子宫的阶段的技术，克隆技术就不能成为现实。这是我们在30年前就被警告过的发展，它现在就要实现了。
当年与今天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害怕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试管婴儿最大的恐惧在于它可能失败，导致心脏病甚至是畸形婴儿。今天，关于克隆最大的恐惧或许在于它可能成功。
尽管如此，今天反对克隆的争论与曾经反对试管婴儿的争论相似的惊人：婴儿不自然的出生将会导致我们难以想象的遗传并发症。用人工的方法让不孕夫妇受孕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行为，夫妇、科学家和社会将付出代价。对于动物，数百次实验才能换来一次成功，因此人体实验也需要数百次失败，数百个可能发育成人的胚胎会被抛入实验室的水槽中。用这种方式出生的实验动物会产生染色体异常、早衰或者患上癌症，即便它们在出生的时候显得很正常。在父母所有的期望下通过高科技怀孕出生，会造成孩子可怕的负担，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有些奇特、不正常，或者他们出生的方式是一种耻辱。
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即将问世时的媒体报道。我们习惯了她，也会习惯克隆人。
其中有些争论是合理的：对于人类，在成功前会有很多次失败——如同在动物身上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预言都失败了。自1978年7月路易丝·布朗在万众欢呼中到来之后，试管婴儿在心理上似乎从没有太大的负担。动物实验很少能够预言人体实验的情况，因为各种哺乳动物的繁殖差别非常大。（例如，兔的精液在让兔的卵子受精之前需要实验室特别的方法处理，但是人的精液不需要这样的刺激）或许，像多利这样的动物克隆实验——这只克隆羊似乎衰老的不正常——并不能告诉我们安全的克隆人需要知道什么。
反对克隆的道德和宗教争论同样能让我们想起30年前人们对于试管婴儿的争论。一些对于试管婴儿最早的批评认为，它威胁了文明的所有结构：婚姻、忠诚、家庭的本质；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观念；符合人性、协调、道德、可容忍，这些意味着什么；关于爱、性和养育的观念；愿意屈服于所有这些东西中不可思议的、非凡的神秘。有人说，如果允许试管婴儿，所有这些都会被消解。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们没有消解——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消解了，但不是因为试管婴儿技术。尽管如此，今天还有一些与其非常相似的反对克隆的伦理争论。
当然，类推是不严格的，大多数类推都是这样。试管婴儿技术是在受精方面帮助自然，然而克隆调换了自然的位置。试管婴儿是在模仿自然，而不是颠覆。唯一的变化在于精卵结合的地方。在此之后，一切都按照正常的方式进行。
克隆是一件大事。它放弃了性生殖整个要点——结合父亲和母亲的遗传产生出一个壮丽而独特的新生命——从根本上放弃了。
2002年，在全世界将近50万正常的、被人爱护的试管婴儿出生之后，我们能看到试管婴儿技术相对无害。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看上去似乎并不是无害的，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会有个大团圆结局。
2002年，我们确实不知道——对于克隆人或者对于我们——人类克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正如我们关于试管婴儿的集体态度因为最初的几个试管婴儿看上去是正常的而转了180度的弯，我们对于今天看上去非常奇特的遗传和生殖技术的态度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化——不仅仅是克隆，也包括通过调整我们的细胞改变我们的遗传命运，例如让我们的孩子更高或者更漂亮，或者和其他动物交换基因。
至少，在这个新世纪一些最不自然的技术终将变得非常平凡，而没有任何评议和辩论的必要。最终，遗传学中这个被不公正地对待的领域也将——如同试管婴儿一样——成为基因组、基因和繁衍领域内千奇百怪的内容之一。
Robin Marantz Henig 是《花园里的修道士》（The Monk in the Garden: The Lost and Found Genius of Gregor Mendel）和《潘多拉的婴儿》（Pandora's Baby）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