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卖血的陈述，有两本书摆在我们面前，逼迫着我们去选择、去作出毫不含糊的判决：一本是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1995），一本是医生高耀洁的《中国艾滋病调查》（2005）。也许，一开始把虚构和纪实、小说和调查、美学和见证摆在一起，就必定意味着某种不公平——我们的道德律令相对审美而言，总是具有某种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不能够退缩，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正在损害我们本已经单薄得可怜的现实感和人性。围绕着卖血所发生的种种描述、评论、趣味，正是其一。
还不好说，“卖血”这种现象，是不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一部分。我们只知道，据高耀洁的书介绍，1995年前后，中国的中原各地兴起了“血浆经济”。当时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院都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物资、煤炭、工厂等单位的血站成立了，甚至连某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了办血站的队伍。医院、防疫站门口或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血站总是宣传“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农民，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去血站……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诞生，正是缘于这种大规模的卖血。据作者介绍，小说的灵感来自一次由一个血头领导的“辉煌的集体卖血”。“这是一次杂乱的漫长的旅程……这次集体行动很像是战争中移动的军队，或者像是正在进行中的宗教仪式，他们黑压压的能够将道路铺满长长一截。这里面的故事一定会令我着迷，男人之间的斗殴，女人之间的闲话，还有偷情中的男女，以及突然来到的疾病击倒了某个人，当然也有真诚的互相帮助，可能还会有爱情发生……”
卖血，无疑是令人“着迷”的，特别是当卖血成为一个隐喻的时候。它勾起了我们许多关于身体这种东西的奇妙想象。它简单而又寓意深刻，似乎成了我们指示世界的一种绝佳方式。一个外国学者说，我们所有关于身体的书写，都是一个民族寓言，譬如鲁迅的人血馒头之类的。血不是血，血是药。于是，中国的学者也相信，“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血的形象的修辞变化，多少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包含的精神秘密，对于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困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预见这些变化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未来将把我们的生命之血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新物质。”
血，经过虚构和批评，会变成一种和痛感无关的“物质”；美学，跨过常识的禁区，就会变成轻浮的冷酷。许多称赞小说的苦难之美的人可能不清楚，90年代中期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卖血，最终引发了当地艾滋病的大爆发。而这正是高耀洁多年来，不顾重重阻力，多次撰文指出的实情。在中国，艾滋病绝不是什么隐喻，而是容不得半点回避的现实。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在中国有近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其中又有近80万在农村。在高耀洁的书中，有着对这些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们最真实的记录，包括他们临死前写的信件。这种难受和痛苦，完全超出了最天才的作家们的想象。
如果，谈到什么“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许多人就是这样被小说感动的）之类的，《中国艾滋病调查》的书写，超过任何一种写作的力量。在历时10年，亲身走访了100多个村庄，访问了1000多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后写成的《中国艾滋病调查》中，作者已然不能保持一个医生的职业平静了，在社会症状和人的现象之间，作者把更多的文字留给了后者——“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遗属的辛酸”，“艾滋孤儿在哭泣”，“失乐的艾滋群体”。除了同情，还是同情。这种建立在残酷现实基础上的同情，显示了人类文学艺术最高的灵魂。
自然，谁也不能要求，文学必须要对现实作出什么承诺。愉悦的迫切性和见证的迫切性，哪一个更甚呢？回答似乎在个人。但是——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我们对卖血，包括艾滋病的痛苦进行虚构，即使它是以艺术的名义；正如同我们拿别人的痛苦来想象，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面对他者之痛，我们必须，也只有抱着同情心尽量去了解，让我们愚蠢的想象尽量还原到现实，才是我们要做的。
《许三观卖血记》的作者声称，“读完这本书后，发现当书中的人物做出的某种选择，也是你内心的判断时：那么，我们已经共同品尝了文学的美味。”我衷心希望，作者——包括无数无条件支持艺术自由的你我，在品尝到“文学的美味”时，切莫无视现实的血腥味，得出迷人的卖血这种结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