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但他还会酿造啤酒，这大概就鲜为人知了。
      1943年秋末，经桂林中共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推荐，高士其被聘为当时设在桂林的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兼食品科研所所长。抗战期间，住在我国及东南亚的盟军官兵，都有饮啤酒的习惯，但是，从遥远的欧洲或北美运来啤酒，那可真是“远酒不解近渴”。为此，盟军服务处给食品科研所提出了研制啤酒的课题。
      身为微生物学家的高士其，对微生物发酵工程可说是轻车熟路，但当时一无设备、二无原料，要想酿出啤酒来，确实困难重重。比如啤酒酵母菌种的来源问题，便成了酿造啤酒的第一道难关。高士其的唯一助手、研究所秘书、抗战前曾在上海科普刊物《科学大众》任过编委的史济暄医师，把他以前从德国搞到的啤酒酵母菌种拿出来作培养试验，但因装在玻璃瓶中时日过久，菌种已坏死了。怎么办呢?大家都愁眉紧锁、束手无策。后来高士其托人去绍兴带回了一包酒母，解了燃眉之急。他们用广西盛产的红糖兑成水，代替麦芽汁来发酵；用苦味质稍逊于啤酒花的柚子皮做啤酒花的代用品。高士其指导大家精心配料、酿制、发酵。几个星期后，风味独特的啤酒终于问世了，虽然口感不甚理想，但其颜色、泡沫、二氧化碳等外观指标，竟与盟军饮用的罐头啤酒相差无几。高士其和大家一样为亲手酿制啤酒的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他那被病魔扭曲的脸上，也绽出了满意的笑容。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缺乏冷冻设备，随着1944年夏天的来临，啤酒失去了在低温下发酵的条件，啤酒的酿制遂告中断。
      1981年，年逾古稀的高士其，在会见一位记者时，对30多年前这段酿造啤酒的往事仍记忆犹新，足见它在高士其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