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做为六朝古都，历来名人荟萃，他们中不少人对所生活的时代的饮食生活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应该说，对京城饮食文化的关注，也是名人饮食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朔望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妙文：“阅读与吃食颇多互通：面面俱到的大报告——满汉全席；通版长文——锅盔 ；应景诗——泡泡糖；鲁迅杂文——担担面；傅雷译书——黑咖啡；钱默存谈艺——榴莲果；郑逸梅补白——酸菜碟子；乾隆辈的题字——天津桂发样的大麻花。”

      照这个思路捋下去，把文人的书房和庖人的厨房比邻而设。文人腕子写累了，一转身可以进厨房里颠颠大勺；庖人胳膊切酸了，一扭身可以进书房里抄抄书稿。既可以投笔从烹，也可以投镬从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转换相得益彰，彼此取经学习心得，使书房文化和厨房文化得以道洽大同，大家都好。张大干、王世襄、汪曾棋、陈建功诸先生都是厨房、书房“两门抱”的高士，都有“持刀四顾，踌躇满志”的“范儿”。

      京味小说名家陈建功把自己的书斋自名为“涮庐”，是彻头彻尾把书房跟厨房“优化组合”一体化了。“涮庐”主人还就此大书特书了一篇“闲话”，其中谈到：“北京人吃‘涮羊肉’，‘大约在冬季’。独我馋不择时。北京人在什么季节吃什么，甚至什么日子吃什么，过去是颇讲究的。涮羊肉至少是八月十五吃过螃蟹以后的事。要说高潮，得到冬至。冬至一到，否极泰来，旧京人家开始画消寒图：或勾81瓣的梅花枝，或描‘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一日一笔，81笔描完，便是买水萝卜‘咬青’，上‘河边看杨柳’的日子了。与这雅趣相辉映的，便是‘涮’。冬至中午吃馄饨，晚饭的节目，便是‘涮羊肉’了，一九一测，二九一涮，依次下来，九九第一天涮后，还要在九九末一天再涮一次，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十全大涮’。当然高贵人家的花样会更多些，譬如金寄水先生回忆睿亲王府的‘十全大涮’时，便举出有‘山鸡锅’、‘白肉锅’、‘银鱼紫蟹蜊蝗火锅’、‘鹿、黄羊、野味锅’等等。不过打头儿的还是‘涮羊肉’。

     我观今日老北京人家，此风犹存。当然不至于如此排场。想排场，又到哪里去弄山鸡紫蟹、鹿黄羊?……我是广西人，南蛮也，只知北京涮羊肉好吃，论习惯该何时开涮，是北京人的事，我辈大可自作主张。反正家中有火锅、大刀、佐料、羊腿侍候，‘管他春夏与秋冬’！前年有一南方籍友人赴美留学归来，上京时暂住我家。时值盛夏，赤日炎炎。问其想吃点什么，以使我尽地主之谊。答曰：大洋彼岸朝思暮想者，北京‘涮羊肉’也，惜不逢时。我笑道：你我二人，一人身后置一电扇，围炉而坐，涮它一场，岂不更妙?当其时也当其时也。言罢便意气扬扬，切肉点火。”

      迷狂至此，不知京中有第二人否?

      的确，“涮庐’’主人的迷狂之举，当时令读罢此文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为之膛目。此文日后传播甚广，不知90年代以后，京城的大小饭馆兴起暑伏天吃火锅的潮流，是否与此文有关?倒是小可有幸成了它的第一个读者。那时节，“涮庐”主人还寓居蒲黄榆小区，在下还是个矮胖敦实的高中生，大概是第二次约好夜叩师门。进门前，恰巧这篇《“涮庐”闲话》刚刚“涮”得，室中更无旁人，于是“涮庐”主人兴致勃发，神采飞扬，将这一篇“闲话”读得畅快淋漓，仿佛眼前炭火迸星，高汤翻沸，满室红光，陡然生出许多人生快意小可是时身坐“涮庐”，听“涮庐”主人大谈“涮”经，不亦乐乎?

      饮食之乐往往在饮食之外，知其味而乐其中，温饱之后的“精神会餐”，绝对胜过一桌手艺平庸的宴席。这就好比游山玩水的人们常挂在嘴边儿上的一句话：看景儿不如问景儿，当然，景儿是可看可不看，饭可不是可吃可不吃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解饿之外，每个人也还是饮食文化的建设者。邓友梅先生说：“我想，若把饮食纳入文化范畴，它可能是最容易从事又最难取得成就的一个项目。说容易，容易到几乎不用学，小孩掌握的头一门生活技能就是吃奶。形容一个人无能，最常用的话是‘你就会吃！’说难简直难于上青天，从参与活动总人数和领袖人物的数目比例看，这个领域成功机遇最小。你看么，全国从事表演行业的不过几万人，名演员却够三位数；耍笔杆的也不过万把人，全国作协的会员已超过三千；研究原子能的人尽管更少，我们也还知道钱学森、钱三强一长列名单。全国十一亿张嘴天天吃饭，著名的美食家、烹任家能数出几个来?”

      好在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架不住中国人多，人多好办事。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之所以能够独步世界，是在人海战术上实施人才战略的重大胜利。此种先天的优势令他国望尘莫及。

      无论是吃还是谈吃，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北京都是毫不逊色的“吃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