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的历史极为悠久。

在我们的祖先尚为猿的时候，就已经和酒发生了关系。因为，地球上最早的酒，应是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酒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

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是陶器的制造。否则，便无从酿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由此可以推知，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孔丛子》有言：“尧舜千钟。”这说明在尧时，酒已流行于社会。“千钟”二字，则标志着这是初级的果酒，与水差近。《史记》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所以，无论是吴姬压酒劝客尝，还是武松大碗饮景阳岗，喝的应果酒或米酒。酿酒工艺的进一步突破，是金元时期。1975年，在河北青龙县出土了铜制蒸馏器，经科学检测，其下限不晚于金大定（1161~1190）年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恐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话的核心之点，是说酿酒的程序，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改而为蒸煮、曲酵、蒸馏。所谓突破，其本质就是酒精提纯。这一生产模式，已和现代基本相同了。但从金元明的戏曲、小说、笔记中考察，当时的蒸馏酒，尚未普及于社会。清代乾隆年间，直隶宣化对酿酒户征收烧锅税，这才标志出白酒业的兴旺发达。

自古及今，酒一直在陪伴着历史兴亡的脚步前进。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楼塌了。”兴也有酒，亡也有酒，确可谓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酒之为德久矣，王粲在《酒赋》中写道：“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酒之为祸亦久矣，葛洪在《抱朴子·酒戒》中写道：“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闒茸之性露，而傲恨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肆忿仇于器物，或酗于妻子，或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以少陵长，则乡党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椎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志不能堪矣。计数深克，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结百疴以膏盲。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无自返之蹊。盖智者所深防，百愚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不可胜载。”由此看来，酒似一把具有两面锋刃的利剑。其实不然，人的品格优劣，是由生理基因决定的，与酒无干。善者为善，恶者为恶，有酒无酒，喝与不喝，都改变不了什么。智愚在人，我们无须对酒颂之过高，责之过重。我们对酒的态度，该是不禁不纵，有节有仪，趋其利处，避其弊端。

喝酒之风，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虽有三令五申，却是屡禁不止，甚而愈演愈盛。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所谓公款吃喝，其目的无非是，或拉拢，或奉承，或请托，或攀援，总之是花人民的钱，谋个人的利。于是，歌馆酒楼，就变成了贪贿之徒做无本生意的场所。此风误国残民，为害甚深。古语“金杯玉酒千人血”，今言“一桌酒席一头牛”。那些腐败之徒，应该清夜扪心，想想国家命运、百姓劳苦、儿童教育，问问自己贪婪挥霍、花天酒地，是何心肝？解决之道，是将反腐斗争坚决推行到底。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示了中央的决心，要让党内绝无腐败分子的臧身之地。只有如此，方能将公款吃喝歪风真正煞往。

自“酒文化”这一概念出现以来，常有人对之鄙夷和嘲讽。似乎在“文化”之前冠以“酒”字，便是对文化的亵渎和糟蹋。这是一种浮浅的偏见。

所谓文化，就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用这一定义来观察中国数千年来，以酒为中心而辐射出的物质和精神的方方面面，就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总范畴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蕴涵丰富、完整而系统的酒文化体系。诸如：几千年不断改进和提高的酿酒技术和工艺，酒对人类社会调谐和破坏的历史，来代政府为酒的酿造和销售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多姿多彩的酒礼酒俗，古今已有的形形色色的酿酒工具和饮酒器皿，墨客骚人所写的关于酒的诗文词曲，载于各种典籍的关于饮酒的轶闻掌帮，还有花样百出的酒令，诗意浓郁的酒名，等等，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博大宏富的中国酒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