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由于来潮州的中原移民增多，居民的民族构成、文化构成向较高层次转化，潮州的开发程度加深，农业、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南宋，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向东南偏移，潮州得到更大、更多的开发，生产与文化提高的水平已非唐代所能比似。这个时期潮州居民的社会风尚习惯怎样？一般饮食水平怎样？由于资料缺乏，文献无征，我们还没有办法搞得清楚。但是从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述中，我们还是获得少许有用的信息。

    北宋仁宗时有个江西庐陵人彭延年以大理寺少卿谪任潮州知州，后来就在揭阳官溪浦口村落籍。他写了5首《浦口村居好》诗， 其中有一首谈到食俗：

       
                浦口村居好（之一）

                    彭延年

              浦口村居好，盘飧动辄成。

              苏肥真水宝，鲦滑是泥精。

              午困虾堪脍，朝酲蚬可羹。

              终年无一费，贫活足安生。

    诗的大意是说，居住在浦口村觅食非常容易，几乎终年不用花一文钱。这里有水生植物“苏肥”可吃，有生活在泥水里的鲦鱼可吃，中午困倦了，便捕些虾来作脍，早上从宿醉中醒来，便捞些蚬米作汤。诗里提到的4种动植物，全部都是水产。揭阳多河汊，成了食料的仓库，更不用说滨海一带“妇子筐篮拣鱼虾”、“拾得江珧不卖钱”了。由此可见，宋时潮州一带水产仍然极多，连贫家都吃得起。制菜之法，已有作脍和做汤。至于更精细的加工，使之成为一种美食，诗里还不能见出。

    苏东坡是重视养生并且真正懂吃会吃的人，他跟潮州人吴复古是好朋友，经常在通信中交流养生之道。吴复古曾经向他介绍过两件有助于养生的潮州饮食，一是煨芋，说它能充饥养气；一是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吃煨芋和食粥，自然对身体有益，但很难说这是美食。

    两宋时期我国的饮食文化已大为昌明。单看张择端（公元12世纪人）所绘《清明上河图》便可知道。这幅名画以汴河为中心，生动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城市风貌的一角。在图中虹桥两边，分布着巍峨堂皇的大酒楼，一般规模的小饭馆，还有酒肆、茶坊、沿街叫卖的饮食摊贩等等。据记载当时还涌现了一批名厨，如州西安巷张秀、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宋厨、曹门砖筒李家；出现了一批名点，如王楼包子、曹婆肉饼、万家馒头、梅家鹅鸭之类，都号称“东京第一”。南宋时期饮食的繁荣更加引人注目。今天我们从《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史料性笔记中，可以搜罗到大量资料。

    由于潮州距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如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杭州）和地方政治、经济中心（广州）都比较远，彼时的交通又很不方便。除了本地社会、经济等原因外，如果说饮食的提高和繁荣也会形成一个影响面或一阵冲激波的话，那么，等它传到号称“省尾国角”的潮州，也必然是在广州等地之后，多年之后。这也许正是宋代潮州美食还没有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然不排除少数富人能够享受到较高水平的饮食）；但也正因为如此，潮州才得以保存一些古老的食料加工与食用方法，比如制脍。

    经过了元朝的动乱多于安定，到了明朝，潮州经济又继续向前发展。这段时期有一个突出的事实，那便是虽然朝廷厉行海禁，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但是由于潮州处在泉州与广州两大海港之间，又有南澳这等孤悬海上的“四不管”地方，潮州一带的非法海外贸易活动即海上走私从来没有停息过。那时一批潮人，亦商亦盗，亦盗亦商，驱之不绝，剿之不灭，向海外输出的货物有瓷器、绸绢、麻布、苎布、生铁、铁锅、烟丝、土低等等，换回的是大量白银、粮食和来自海外的新鲜信息。据有关史料载，明代中叶后，这种海外非法交易规模更大，到达南澳等处的有日本、暹罗、葡萄牙、荷兰等国的商船，潮州商人也去到了爪哇、琉球等处。这种海外非法贸易的兴盛，不仅促进了潮州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潮州商人和地方势力的力量增强，推动了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

    顾亭林（1613-1683）《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志.风土论》有一段话说：“国家厚泽深仁，盖綦隆矣......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杂，靡汰未臻......驯至正德、嘉靖初，则稍异矣......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西字头+敫）......于是诈伪有鬼蜮，讦争有干戈；纷华有波流，靡汰有丘壑......迄今三十年，则（此处空一字）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