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大意是说：国家多年施行仁政，国运也随之昌隆。......奸诈作伪的事没有发生，攻击争吵之事没有出现，纷嚣浮华之风没有露头，奢侈浪费之风没有萌发。......到了正德、嘉靖初年，风气渐渐起了变化......一直到嘉靖末隆庆初，变化更大了，因商发财的多，因农致富的少，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市贸纷争不断，争利之风大盛......于是乎奸诈作伪，有如鬼蜮；攻击争吵，有如战争；纷嚣浮华，如水流下，压奢侈浪费，心机难测。......到现在30多年，风气变化真太大了。）

    歙县靠皖南，近江浙，在明代中后期也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了，冲破了单一农业社会的格局，社会风气也发生从朴实到“诈伪”、从和睦到“讦争”、从质朴到“纷华”、从节俭到“靡汰”的变化，而且贫富的差距越来越悬殊。这段话还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这种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即正德嘉靖初（大约相当于公元月16世纪最初20年）开始发生变化；嘉靖末隆庆间（大致相当于16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变化十分显著，越到后来（一直到明亡的17世纪前半叶），变化越甚。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段话也明确地指出是“末富（经营商业致富）居多，本富（通过农业发家）益少”，从而产生“贸易纷纭，诛求刻（西字头+敫）”（一切为了谋利），最后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大凡一种新生产方式开始萌芽的时候，总会造成社会的某种不平衡，并且招致传统守旧势力的反抗。一些对传统尚有迷恋的人也总会出来唱挽歌，高呼“狼来了！狼来了！”照我们看，《歙县志.风士论》的作者也流露出一定的挽歌情绪。他们不可能知道，商品经济的发达之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某些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书中引述这个材料看重的是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1）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明代社会的变化和社会风气的变化；（2）这种变化到明代中后期（即公元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叶）凸现得十分明显；（3）社会风气变化的趋向是越来越奢靡。

    那么，潮州地区又是怎样呢？

    潮州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在嘉靖时写过一首题为《吾乡》的诗。诗里说：“吾乡风俗自淳古，直道时存畎亩民。衣服不殊天朴在，藩篱剖析话情亲”。据诗中所写，我们知道嘉靖时潮州人民还保持着“淳古”“天朴”的旧俗，安心于农业生产即作“畎亩之民”。一句话，当时潮州的民俗乡风还是简单纯朴的。到了万历年间，林熙春便在《宁俭约序》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往先辈父老恒言：吾乡曩时好耕稼而乐樵采，有古先民遗风。迨市廛逐末，四方辐辏，日以雕琢。然正嘉之间，弦诵相闻，绂冕冠盖，为英俊渊薮；时去质未远，即士君子犹不失田野隐居之意，盖数十里内真海滨邹鲁哉！驯至于今，则耕樵化而纷华毕露矣。水陆争奇，第宅错绣，鲜衣丽裳，相望于道貌岸然。虽誉髦勃发，实繁往昔，而竞文灭质，识者忧焉......”。

    这段话大意是：以往先辈父老常说，我们乡旧时安于农业，乐于采樵，有古代祖先传下来的好风气。到商业大兴，人人争利，四方货贩，奔涌而来，风气便一天比一天浮而不实。可是正德、嘉靖年间，到处兴学，社会上层的人多为人俊，社会风气的变化还不是太大，读书人还没有失去隐居田园的理想，我们乡也算得是“海滨邹鲁”了！到了现在，务农采樵之风已为追求享乐之风所替代。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华屋大宅，穿的是鲜丽衣服，这样的人已比比皆是。虽然科举得中的人比旧时多，但是风气从朴质向浮华转化，总令有识者不能不产生忧虑......。

    这段话实在是太重要了！林熙春以潮人说潮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以下这些重要事实：（1）正（德）嘉（靖）以前（即16世纪以前）潮州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居民“好耕稼而乐樵采”，生活简朴，“有古先民遗风”。（2）正嘉之间即16世纪初到16世纪60年代）出现“市廛逐末，四方辐辏”（许多人在市场上经商谋利，各地商人纷纷前来），风气开始转变，但还“去质未远”即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3）到万历年间（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20年代）风气便“纷华毕露”也即是竞趋奢靡。这时的一批富人对衣（“第宅错绣”）都刻意营求，追逐享受，真有点日日过狂欢节的光景。

    比照起前面说的歙县来，两地发生的变化几乎是相同的，只是潮州同时而稍后。

    林熙春还写过一首《感时诗》。直接谈到了明代后期潮州的饮食：


                           感  时  诗

                             林熙春

                 瓦陈红荔与青梅，故俗于今若浪推。

                 法酝必从吴浙至，珍馐每日海洋来。

                 羊金饰服三秦宝，燕玉妆冠万里瑰。

                 焉得棕裙还旧俗，堪羞大袖短头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