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时候，家住的地方紧挨着山边。在“靠山吃山”和生活“捉襟见肘”的年代，要想填饱肚子只有多开些荒种些地，那时也兴开垦“自留地”，我家就是靠着山坡那点“自留地”里的土豆、白菜、豆角什么的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在收获的季节能吃上几穗金黄色的苞米便也成了我童年金黄色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庄稼地里烧烤出的苞米是最有风味的，它对于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也是最难以忘怀的。金秋一到，只要一钻到苞米地里，浑身就来了欢实劲，手里捧着掰下来的苞米，调着样地琢磨着吃。有时趁大人稍不注意就跑到地头支起一堆火，把苞米往火堆里一埋，待柴尽火熄后再从灰堆里扒出来，金黄色的苞米就烧熟了，拿出来抖落掉焦糊的烟灰，剥去外层的叶子，实在烫手了就往衣大襟或裤腿上一蹭，然后，一个粒一个粒地用手掰。细数着，慢嚼着。那种感觉是现在人难以体会的。 

　 苞米收回家后，有时我趁母亲做饭的空隙中，偷着从挂在山墙上的苞米堆上摘下两穗，放在灶坑底下的火堆里，个把小时后再偷着扒出来，拿着烫手的苞米跑到街上，与伙伴们同吃同玩，高兴时还能用它和伙伴们换回些用手弹的“玻璃球”，用烟盒叠成的纸“啪伎”，有时还能换回几本“小人书”。 

　 说起苞米，随着“吃龄”的增进，我很快练就了能分辨苞米老嫩和掌握烧烤“火候”的功夫。抗不抗口的苞米一到嘴就能略知一二，至于属于“火苞米”、“青苞米”、“黏苞米”、“甜苞米”也能一尝便知。一次，一个伙伴送我一穗新烀的苞米，我接过来一看便说：“你这苞米不是本地的，太老了，还没香味！”他见我如此行家才如实招来，这是他山外的亲戚送来做种子的，让他偷着给处理加工了。我上小学那会儿，学校不远有条小河，河边就有一片苞米地，我们几个喜欢抓鱼摸虾的同学，有时候心血来潮就跑到地里去掰回几穗苞米，在河边捡点干柴枯草生起火，烤着小河鱼和还有没太熟透的青苞米，尽管烤得半生不熟，但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大饱口福。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我和几个同学支农来到海伦一个生产队，在那儿看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也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苞米地。在那儿劳动锻炼的月余中，整天的和苞米打交道，下地掰苞米，然后割秆子，最后拔茬子，吃的主食也是高粱米少大子多，三顿饭总有烀苞米。社员告诉我，吃这玩艺儿有营养，既顶饭又抗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吃的苞米最多，花样和品种最全，还学会了选种、储藏、育芽试验等。至今我还记得有一种叫“大马牙子”的苞米，皮薄粒大熟的快，个顶个都长的鼓鼓溜溜，圆圆满满，它的那股糊香味现在想起来还可人诱人谗人。后来上山下乡了，也种过苞米，收过苞米，吃的伙食也多以大子为主，但都没有小时候吃得喷喷香的感觉。返城在市里工作的那些年，干脆就把还有苞米存在这一档子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好在当记者的这几年，又在林场吃过有苞米在内的“三烀”，但并没觉得有什么别样的感觉，只是品个新鲜而已。去年春节，我的一位经营加工苞米生意的朋友给我送来一些速冻苞米，听他介绍说，这玩艺儿经过处理加工后，在南方的一些城市非常“打炮”，那里的消费者都管这玩艺儿叫纯真的绿色食品，当做稀有的特产摆到餐桌上来，尽管价格不菲，但是，始终很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