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可不可以吃肉，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搞一概而论。

　　素食之风，古已有之，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十分盛行。古时吃素，倒不是由于当时经济落后，没有肉吃，只好以瓜菜裹腹。而是那时，已经出现了“养、助、益、充”的饮食观念，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这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有详细记载。但主要的原因，还是老庄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大批隐逸的文人，崇尚自然，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追求清气，极力奉行素食的原则。

　　吃素本是一件好事。但发展到后来，就走火入魔。可见凡事不宜太过。《汉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周泽的人，餐餐吃素，以致营养不良生病。老婆怪他，讲何苦这样把自己折磨。周泽一听，火冒三丈。马上以“干犯斋禁”的罪名，把老婆送进监狱。“干犯斋禁”，当时可不是小罪，大概和现在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差不多。至于“坐斋不谨”，则要杀头。“坐斋不谨”到底是什么罪？不详细考证，绝对猜不出来。其实好笑得很，不过就是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屁。放屁而被杀头，恐怕谁也料想不到。

　　吃素的优良传统，后来竟被从外国传入的佛教，一把抢过去了。

　　和尚原来是可以吃肉的。佛经《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荤”。这个荤，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荤，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荤”。佛经里荤字不读hun，要读成xun，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荤乃蔬菜之臭者”。《梵网经》讲得更具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就是这五种蔬菜。荤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说明荤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至于荤为什么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三言两语说不清，以后单独介绍。佛教认为吃了荤，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严加查禁。有两次，我到庙里吃斋，看到菜里有葱有蒜。可见庙里的和尚，佛经还没有读通。那么多的斋，算是白吃了。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搞一概而论。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许吃三种“净肉”（“三净肉”为“一我眼不见其杀者；二不闻为我杀者；三无为我而杀之疑者”）。对于“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特殊照顾，什么肉都可以吃。如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洋和尚，中国蒙、藏、傣等少数民族的和尚，都允许吃肉。

　　佛教在引进中国的初期，还来不及形成中国特色。所以那时，和尚还可以吃肉。和尚不准吃肉，是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首先提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萧衍可以算是最可爱的一个皇帝。他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想当和尚，想得几乎发疯。竟然先后四次，擅离职守，跑到同泰寺，把身子舍给庙里，去当和尚。一个皇帝，自动放弃一切合法权益，连身体都舍掉，变成了同泰寺的庙产，当然不会再管朝廷的事。可是当时，没有副皇帝，可以在皇帝不能履行职责时，依法代行皇帝的职权。那时又不兴临时任命代理干部，萧衍不驾崩，谁也不能当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事情简直麻烦透了。满朝文武，不知开了多少大会小会，进行过多少紧急磋商。讨论来，研究去，惟一的办法，还是只能把皇帝赎回来。于是马上从国库提出现款，找同泰寺洽商有关购买事宜。同泰寺有利可图，当然进行配合。终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等价交换的办法，把萧衍收购回来。立即恢复他的人身主权，让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萧衍坚决舍身，怎奈级别太高，还是身不由己。仅仅有利于同泰寺，一次又一次地创收。假如不是无限忠诚于佛教事业的萧衍，换成别人这样做，那只能认定是为了得回扣。

　　萧衍手不释卷，一部《大般涅经》，烂熟于心。经书里规定：“戒杀生”。萧衍想，就杀生管杀生，肯定管不彻底，还是要从根本上抓起。活学活用，干脆不准吃肉！肉不能吃，看你杀生还有什么用？一经决定，立即行动。紧急传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天地神明祖宗，享受和尚待遇。何谓和尚待遇？即祭祀天地神明祖宗的供品，不准再用三牲猪头，统统改成面粉做的猪头猪肉。金口一开，一呼百诺。一时，素食者“天下户口，几去其半”。

　　可见，和尚不准吃肉，完全是萧衍从“不杀生”的观点演化出来的规定。

　　然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与谢万一样故意穿着纶巾见客，以表示自己不为俗规所拘的似乎大有人在，一时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北齐校书图》中就是表现士大夫身披半圆形轻纱帔，即纶巾，“终日对酒，招致宾客”；敦煌第103窟“维摩诘经变”中，文殊则是身披纶巾，与维摩诘“共谈移日”。这一处壁画中的文殊菩萨，被表现成一位卫玠一般美如冠玉的少年，他手持如意，侃侃而言，与对手剖析义理，“往反精苦”，激动中，纶巾从肩头滑落到两臂，也无暇去在意。与他相对的维摩诘则挥舞麈尾，斜披鹤氅，显然，在清言活动中，大家都宁愿穿着休闲服，以表示自己的随意、潇洒，视名教蔑如也。巾帔、纶巾、白接，都被延伸出了一种象征意义，士大夫通过披围帔巾，来表示自己对正统礼法的抗拒，他们故意穿着这些休闲服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于那些拘于“名教”的人来说，这当然就是一种所谓的“任诞”、“放达”行为了。《北齐校书图》、《高士图》中，让半裸的士大夫们披围着巾帔，自然正是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纶巾有着这一层抗拒名教的象征意义，是放达人士们的醒目“标志”之一。我们今日总说“晋人风流”，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恐怕就不容易理解那“风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