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我国养狗有着六七千年的悠久历史。古籍上有关狗的记载很多。《礼记·王制》写道：“士无故不杀犬豕。”《墨子·非攻》云：“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文子·上德》载：“犬豕不择器而食。”这些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养狗的普遍性，如果仅仅就“犬豕”这两个字的先后顺序而言，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还重要。
　　
　　大概从养狗之日起，人们就有了吃狗肉的习惯。《文子·上仁》云：“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礼记·内则》上载有“犬宜粱”、“狗去肾”、“狗赤股而躁、臊”等内容。这些关于吃狗肉的经验之谈，说明在古代狗肉已是人们普遍享用的肉食品。
　　
　　屠狗曾经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和屠宰猪、牛、羊的职业一样流行于全国各地。虽然《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谓狗屠为“轻猾之徒”，屠狗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是，在历史上，狗屠这一行业中确实出现过不少英雄人物。《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这个樊哙就是追随刘邦打天下，并在著名的鸿门宴中带剑执盾保护刘邦的那个英雄。樊哙狗肉，传世凡两千余年而不衰，时至今日依然是当地的一道名菜。江苏丰、沛当街卖狗肉者，摊上挂一排狗头骨作为招牌，名曰“狗幌子”。俗语有“挂羊头卖狗肉”之说，似乎狗肉之贱不能与羊肉比。看来世人大可不必如此贬损狗肉，“卖狗肉”者也犯不着“挂羊头”蒙骗顾客，“挂狗头卖狗肉”倒不失为自信明智之举。
　　
　　到了北宋末年，人们吃狗肉就遇上了麻烦。宋代朱弁在《曲洧旧闻》卷四记载：“（宋徽宗）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旨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这个赏钱数额，大概是准备给检举揭发者的奖金。宰相范致虚谀言邀宠，想出了这个禁止杀狗的馊主意，徽宗赵佶竟然妄信不疑，可见当时朝政昏暗到了何等程度。因为赵佶这个昏君属狗，就禁止天下百姓杀狗，这可能是有关属相的最为荒唐可笑的事例。不过话说回来，也幸亏他是属狗，要是属鼠或属蛇，那么老百姓就连老鼠或毒蛇都不能打了，情况岂不更为糟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止杀狗并没有给属狗的皇帝带来好运，二十多年后，赵佶父子就成了金国的阶下囚。随着北宋的灭亡，徽宗这个荒唐的禁令就无形中取消了。到了南宋，狗屠就重操旧业，狗肉又回到了人们的餐桌上。宋代洪迈在《夷坚甲志》中记载：“平江城中草桥屠者张小二，绍兴八年，往十五里外黄埭柳家买狗。……张提其耳以度轻重，用钱三千得之。”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南宋时的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张屠户只要提着狗耳就能知道狗的轻重，可见他从业已久，经验丰富，亦可见南宋时民间吃狗肉之风盛行。
　　
　　到了元代，狗禁比宋徽宗时还要严厉得多。元成宗大德十年，诏令“凡匿鹰犬者没家资之半，来献者给之以赏。”养狗要被抄没一半家财，还有谁家敢养狗？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1296年）到元代灭亡（公元1368年）有70年时间，禁期内无人敢养狗，狗屠自然就无狗可屠，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转营它业。经此打击，屠狗业就彻底衰落了。
　　
　　屠狗业衰落以后，吃狗肉的人并没有就此绝迹。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狗类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长喙善猎；吠犬，短喙善守；食犬，体肥供馔。凡本草所用，皆食犬也。”书中还列举了吃狗肉的种种好处。诸如“安五脏、轻身、益气、补胃、暖腰膝、宜肾、壮气力、补五劳七伤、补血脉”等等。既然有体肥膘壮的食犬供人食用，吃狗肉又有诸多好处，人们自然不会放着狗肉不吃。时至今日，爱吃狗肉者依然大有人在。广东人喜好狗肉，且美其名曰“香肉”。据说金华火腿之所以含有异香，缘有狗腿一只腌于缸内，名之为戌腿，为非卖品，由此庶几可以证明“香肉”之名不虚。
　　
　　狗肉好吃，如果乱吃一气，有时也会闹出笑话来。清末李鸿章出访英国时，戈登夫人送给他一只名犬（曾在英国名犬大赛中获得第一名），没想到李鸿章回国后竟把它当作了一顿美餐，还回信告诉戈登夫人：“所赐珍味，朵颐有幸。”此事经英国报刊大肆渲染，让这位中堂李大人出了一回真正的“洋相”。
　　
　　在我的家乡江西，人们虽然爱吃狗肉，但逢年过节或正式宴请宾客时，在餐桌上是见不到狗肉的。在当地人眼中，狗有看家护院之功，因此俗语中有“打狗散场”一说，逢年过节或正规酒宴要讲吉利，自然不能“散场”。
　　
　　值得一提的是，《本草纲目》中还特别说明：“凡食犬不可去血，去则力少，不益人。”可见至少从明代开始，人们杀狗的方式已由刀屠改为棒打或绳勒了。
　　
　　在我的家乡，人们杀狗采用棒打。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将狗打死后，还要将死狗倒吊着挂起来，据说狗属土命，如果不挂起来，让死狗躺在地上沾了地气，就会死而复活。关于这一点，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小说《土门》中也有过类似的叙述，可见陕西农村也有这种风俗，不知我国其它地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