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作品不可能超越我的生活经历,陈凯歌吃过不少苦,突然让他变成一个很轻浮、很快乐的人,他做不到。
我当然觉得《霸王别姬》是非常尖锐的,一个人跟整个社会对着干,还不尖锐?一切围绕着一个人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只有这个人自己不变,这个人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够做到一直不变?难道还不尖锐?我自己觉得,程蝶衣就是我的偶像,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力,一个人的意志有多么强大,在整个周围的世界都坍塌的时候,这个人说不,我不变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我希望《无极》让观众获得
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
人物周刊:《无极》现在的进程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
陈凯歌:基本上制作完了,还有一些电脑特技需要做一点补充,为的是在技术上完成得更好,因为12月15号才上片,所以还有点儿时间做一点儿小的调整。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无极》?它是一部具有魔幻风格的电影吗?你对它有什么期待?希望它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享受?
陈凯歌:“魔幻”是大家说的,我觉得也对吧。其实观众怎么说比我怎么说应该更重要,因为电影最终是个产品。期待,当然是有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钱,怎么可以没有期待呢。
我希望它能让观众获得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能不能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放下一切,坐在我们称之为黑暗的电影院里头去享受两个小时的幸福,这就是《无极》能提供给大家的。我不喜欢那些俗套,“不流泪,找我来退票”,诸如此类的言论,我还俗不到那份上。但是我自己相信能够让你的精神得到满足,你的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宣泄。其实看电影的过程未必只是个吸收的过程,同时也是个释放的过程。跟着人物的喜怒哀乐,跟着情节一块走,最后的结果大家好像洗了澡一样。让大家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有个心情舒畅的感觉,这就是我对《无极》的期许。
人物周刊:请日本、韩国、香港的演员是剧情的需要,还是考虑市场?
陈凯歌: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市场。考虑市场有什么错吗?其实这么安排演员阵容,我们是做得最早的,只是因为我们做得比较慢。别人也这么做,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跟风来的。
人物周刊:是跟你们的风?
陈凯歌:你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在欧美国家,演员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多国间的合作是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是在亚洲却不多。文化上讲,亚洲特别是中、日、韩这三国还是比较近似的,还是儒家文化圈里头儿的事儿,所以语言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最初的时候,我想做个亚洲电影,用日韩的演员是很正常的。
出于商业考虑我觉得更没问题了。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模棱两可,好像说电影不应该跟商业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我多次说过,房地产商要盈利是特正常的事儿,为什么电影要盈利就不对了?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本土市场做大做强的话,中国电影就可能要灭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上个世纪一些重要的电影大国,它们现在还有电影吗?日本电影还有影响吗?俄罗斯电影还有影响吗?都没了,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美国第一主义的盛行,就都没了。中国真的可能变成一个只能看别人的电影的国家,这是万不该发生的事儿啊。
人物周刊:你身边的电影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陈凯歌:你说的是对的,如果只是极少数人在动,是不行的,成不了气候的,所谓成气候,必然要有聚合,规模,才能裂变。当然我有个感觉,这个感觉未必对。我同意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要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不要老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外。还是有普世的价值观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每天吃的是中餐,说的是中文,我们身边处处有从历史承袭下来的传统,正视这个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使命。
人物周刊:在《无极》里,陈红作为演员,在表演中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
陈凯歌:不光是演员吧,她也是制片人之一。她为《无极》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语气有些不悦)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她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你是让我来找出她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
我对她和对别的演员是一视同仁的,这事儿我分得很清楚。在现场,我是导演,她是演员,如果(在现场)把她看作我的妻子,我就没态度了,就没法把事儿做好,对吧?而且反过来,这也是对陈红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你怎么演我都觉得好,那怎么可能?我们在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约法三章的。她在《无极》里扮演的是个难度很大的角色,是半人半神的角色。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所有演员都花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跟我合作。演员的创作生命其实是很短的,一辈子能拍多少部戏呀?舍得用6个月的时间跟我合作,这是个很大的付出。所以你如果问我谁的表现突出,我说了就不公平了,我认为他们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从北京到浙江,到云南,到内蒙,再回到北京,几乎把中国都走遍了,这对外国演员来说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从准备到完成差不多3年,这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观众是不愿意看到真相的,真相是残酷的
5页 人物周刊 :很多人认为《霸王别姬》是你的巅峰之作,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陈凯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没有定论,也不是共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它在你电影中的位置?
陈凯歌:我对《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一般人拍不了,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线索要驾驭,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叙事的组织在逐渐地浮现。要形容我自己的电影最终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情怀,一个电影若有情怀,永远会被人记住。其实《霸王别姬》跟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有关。在四合院里长大,所以我其实有挺重的北京气,京剧对你的影响就是很日常的都发生了的事情,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故事跟你小的时候一起烟消云散的那些记忆突然重合了,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那时候搭一条胡同,程蝶衣在日本兵进了北京之后打开了院门跑掉,那条胡同也是我们搭的,那天是拍黄昏的戏,我就久久地站在那个胡同里头,在那个时候,黄昏非常安静,突然把我带回小时候了。我觉得一个瞬间所发生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整部电影。电影拍完之后,突然我梦见张国荣了,张国荣穿着戏里面的戏服,不是京剧里面的戏服,是他的长装,一个长衫,婉面含笑跟我说:“从此别过了。”其实这是文词,“别过”的意思就是告别了。然后我就醒了,醒了我发现我在梦里居然落了泪。我对这部电影就有这样的情感。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他来演主角呢?
陈凯歌:我觉得他在男人里头非常妩媚,他的眼睛很干净,我需要一个眼睛很干净的男人来演程蝶衣。我到香港跟他说这个剧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你不用给我看剧本,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故事。我记得他是二郎腿,叼着一支烟,眼睛是低垂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非常美,非常优雅,我觉得他能做。
人物周刊:这部片子不但为你个人带来了荣誉,也为中国电影赢来了更多的敬意。
陈凯歌:得了奖励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我就得意忘形了,因为“金棕榈”毕竟不同凡响,总共就那么多片叶子,能让你摘了一片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并不小看世俗的欲望,我觉得这些世俗的欲望都是美丽的。
人物周刊:虽然《霸王别姬》为你赢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但是,你也因为在《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中放置了太多的思想而饱受媒体批评,后来媒体又把《和你在一起》评为“和解之作”,盛赞你放弃大师的姿态,回归于平常。你怎么看这些,你对电影的判断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吗?
陈凯歌:首先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判断陈凯歌的人,得大家来判断。《霸王别姬》可能是个很好的例子,《霸王别姬》你可以不理它的思想,看它的故事就完了。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他能够行走,他有骨骼、血脉,他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故事的结构就是它的骨骼、血脉,但是它要有一口气,才能够被称为人,不然的话就是行尸走肉。这一口气是什么呢?你说是形而上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可以,但它得有。
惧怕思想是现在的一个时代症,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所有的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巨大变动,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都是思想,所以才说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舞台才有多大。我甚至认为娱乐也是思想,娱乐是从思想来的。大家说我不要思想,我要娱乐,岂不知这娱乐是从思想来的。可能我们从来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大家以温饱作为我们的基本标准,在温饱之前我们什么也不想,我们得先忙着吃喝的这点事儿,但是我一直感觉到一个国家强,它不光是强在物质上,一定要有在思想上有高见的引领者,这国家才有前途。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跟你对世事的认识有很深的关系吗?
陈凯歌:我承认我在思想上比别人复杂一点,这的确是个事实,可能是我所受的教育决定的,因为我从小真的是念了好多书。但是我并不觉得电影应该如此,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电影应该有深入,更应该有浅出,就是说你不能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就发一大堆感慨,说一大堆形而上的东西,大家就没法跟你接近了,是吧,你还是要用最基本的生活性的语言跟大家来做沟通。
巴金先生去世以后,有人说他是感伤主义的文学大师,这个可以间接回答你的问题,意思是说,我们所成长和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少年时期的那个时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你看过《少年凯歌》就能体会,如果你在幼小的时候,看到的事情都是跟苦难有关,它一定会对你有影响。我的作品不可能超越我的生活经历,陈凯歌吃过不少苦,突然让他变成一个很轻浮、很快乐的人,他做不到。
人物周刊:所以你用电影把你沉积的、压抑的那些东西释放出来了?
陈凯歌: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词现在我们很少提及了,就是良知。“文革”对不对?“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到你们这一代,你们已经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了,但是你别忘了“文革”的创痛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这个是责任。倘若你真的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而对这个苦难完全没有态度,你就没有资格说我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或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有这个责任的力量在里头,就是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现在好像凡事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真伪,没有善恶,不应该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一直称自己为非职业导演,为什么?
陈凯歌:人家给你一个活儿,你无论如何都得把它做了,这叫职业导演,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你想不想拍这个电影都是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必须把人家交给你的事儿做完。非职业导演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有一点选择,你还可以有一点理想,有一些想法可以在你的电影中去表达,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不完全符合所谓职业精神。流水线上,这个汽车到了你跟前了,你的活儿就是拧这儿一下,把这螺丝拧紧就是你的职业。但是做电影导演,你如果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拧螺丝钉的人的话,这意思就不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
人物周刊:你说过什么年代拍什么样的电影,你认为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陈凯歌:是这样的。现在是娱乐的年代。
人物周刊:你曾在《黄土地》导演阐述里说,希望这个影片能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种感觉听起来是很有气魄的。
陈凯歌:那都是年轻时候的狂妄,要做到那点谈何容易。年轻的时候不意气风发,那怎么行?是吧。那是一种生理现象。现在要说的话,那只能说惭愧,是吧?你其实做不到。
人物周刊:如果电影资料馆想永久保存你的一部电影,你希望是哪一部?
陈凯歌:我觉得我能够被保留在电影资料馆的影片不止一部。你其实是换了一个委婉的方法问我说,你自己认为你哪部电影最好,这同样也不应该由我来决定,因为我个人的好恶算得了什么?
无知者无畏,这话是有道理的,无知的意思就是说你还不知道在你这个行业里包含的所有这些政治,这个政治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而是指它里边的游戏规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为自己最喜爱电影的首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是一个新来者,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你只是非常非常地纵情于游戏本身,而不是特别在意它的规则,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候你的作品有可能是非常纯粹的,没有任何的佐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没有任何来自你的客户的要求。如果一定要选自己的一部电影,不仅是以拷贝的形式保存在所谓资料馆里,还保存在大家的心里,我就说那当然是《黄土地》,因为《黄土地》对我自己的意义非同小可,我们是以最简陋的方式,最少的资金,最低的成本,最差的设备,投入最大热情,拍出了一部最为激动人心、得到最大满足、得到最高奖赏的电影,这个奖赏是我们自己给的。那部电影的投资是35万元人民币。所以当商业规则被引入整个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你可以说大家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所谓共识,这就是以钱作为一切事情的共识,但是你也可以很悲哀地说,钱的共识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乐趣。
我用的是古代工匠的方式,不考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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