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广电总局的禁令并非可有可无的乱弹琴。大众媒介的传播是需要管理的，因为其功能既有教育的一面，也有毒害的一面。传播学者拉扎斯费尔德和默顿曾经在著作《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中说过：大众传播可算是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既然，大众传播完全可能因其内容和传播形态影响到人们的成长和成熟，肩负管理责任的部门，身为传播“把关人”的广电总局，就有责任有义务对传播进行规范和管理。这也正是广电总局存在的意义之一。

具体到选秀节目的管理上，广电总局需要对选秀节目进行规范。因为，选秀节目具有一定的负面性，它所营造的一夜成名的“拟态环境”正在颠覆传统的成长观念。如果没有规范和指导，在此次电视节目的“培养”下，青少年的浮躁和取巧的心理必然在“自我替代”的假想中增长。所以，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进行治理并非师出无名，也并非多此一举。如果其治理的方向是去除节目的负面影响，而又不影响节目的质量，应当说这样的治理就应该被接受和认同。毕竟，其结果是大众传播效果的正面化。

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广电总局针对选秀的禁令遭到了普遍质疑。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承认广电总局具有管理权，且大众传播中的选秀节目需要规范的前提下，原因只能是广电总局的禁令未能考虑观众的感受。这种“未能考虑”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广电总局未对禁令给出详细解释。比如，此次限制选秀的时间，其目的是减少选秀的收入，还是控制选秀的规模呢？事实上，传播中的选秀危害并非来自其现实规模的，传播中的“拟态环境”并非是对现实的镜式反映。同时，选秀的收入关广电总局何事呢？只要没有欺诈等违法行为，电视台可以自主地谋利。

广电总局忽视受众的第二个表现是，没有在出台禁令前进行受众调查。无论传播的目的是什么，其最终的接受者都是受众，其最终目的都只能在受众接受的基础上实现。因此，即使广电总局出台禁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受众的利益，避免他们暴露于传播的负面影响中，但是具体的规范要求还是应该倾听受众的意见。只有在理解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根据传播的规律和宣传的纪律，作出针对性的禁止和有效的管理。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好心办了坏事，难以“服众”。

传播的过程需要“把关人”，但是受众在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传播中反馈的重要，受众意识的重要。因此，虽然广电总局的禁令有其出台的必要性，但在禁令出台的过程中，对受众的尊重依然是不能缺少的。如果他们在禁令出台前后能够听取受众的意见，能够对禁令的作用和意图做更为清晰的解释，相信其良苦的用心就不会引起误解和争议。